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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应该知道的“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秘笈”---

时间:2017-02-10 06:07:49来源:网络收集Tags:     ()

摘 要:日本东京大学收藏了两幅《新绘四川全省明细舆图》,此图反映了清末四川的山、川、邑、州府等地理要素,尤其以河流和居民地描述的最为详细。绘制之精细,信息量之丰富,是清末以前历代所绘制四川全省地图中最为详细的地图之一。通过此图,能够复原清末四川地区行政区划、聚落分布、水系等,是历史地理研究最为重要的资料来源。同时,此图在某种程度上又是西学东渐的结果,是中国地图绘制方法和绘图理念由传统地图向近代科学制图转变的杰出代表,因而考察该地图绘图的时代背景、绘图数据来源以及绘制特点,对研究中国地图近代化有重要的价值。

关键字: 清末;傅崇矩;《新绘四川全省明细舆图》

中图分类号:K992.6 文章编号:A 文献标识码:1003-1332(2016)06-0050-07

清末是中国的大变革时代,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中国在物质层面、文化层面以及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地图学领域,西方绘制技术大量运用,无论是绘图技术还是绘图内容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主要表现是由传统地图向现代地图转型,地图由更加注重人文性向更加注重科学性的转变。清代地图学最重要的转变发生在清末。[1]如此重要的时期,在学界且普遍关注不足,有些重要的地图甚至被忽略,《新绘四川全省明细舆图》就是其中之一。

一、绘图作者与时代背景

(一)绘图作者

此图由清末傅崇矩(1873—1918)[2]编撰绘制而成。傅崇矩,字樵村,四川简阳人。出生于缙绅家庭,其父亲是道光年间举人,曾在县府任教员,后卸职回乡开办学堂。受其父亲以及家学渊源的影响,傅氏在青少年时期就好学多问,博览群书,后又东渡日本学习日本的先进科学文化知识。回国后,关心实务,思想异常活跃开放,积极传播科学知识和实业救国思想。傅氏是清末民初四川境内乃至全国的文化名人。在新闻出版和地图绘制等著述方面贡献突出,曾在成都创办第一家公众阅览室"阅览公社”,开设了图书局出版社,出版成都第一张科学性报纸《算学报》,创办了成都第一家民办报纸《通俗启蒙报》,先后完成《中国历史大地图》、《四川省域文明进步图》、《考订长江水道图》等著作,内容涉及四川省图、全国地图、世界地图与历史地图等诸多方面,其数量据统计当有40余种之谱。[3]《新绘四川全省明细舆图》(下文简称《四川舆图》)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至今发现两幅,分别存放于日本东京大学的总合图书馆和东洋文化研究所。著作中,流传至今影响最大的是《成都通览》,该书详细的记录了清末成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是了解当时成都生活面貌的一本重要著作。如沈秉垄在序言中所言:"举凡山川气候,风土人情,农工商业,饮食、方言、居家事物、凡百价目、水陆程途,靡不毕载,诚人生必用之书也。以个人之调查,为人群之指南,其裨益料会,岩湾雠蔫”[4]。傅氏在自序也说到:"官于成都者,不可不阅;凡商界、学界、军界、工界,不可不阅;游历家。调查家、新学家、旧派家,不可不阅;幼孩妇女之能识字者,均不可不阅。”[5]

上述简单罗列了作者的生平以及在开启明智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如果详尽还有很多,不过上面足以说明作者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从上面的介绍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中可以出,傅氏是十分热爱地图的,把绘制地图作为自己的一种爱好。爱好地图是和作者热爱实地考察分不开的。一方面,外出考察,首先需要了解考察地区的地形地貌状况,熟悉地形地貌的状况需要借助地图,而当时现存"明细之图,四川尚阙”"旧图之略,未加详订”,也就是说,现存的地图不能够满足傅氏的需求;另一方面,傅氏的外出实地考察,为地图的绘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在这两者的相互影响下,萌生了绘制地图的念头并付诸实践。

(二)时代背景

四川,地处中国西南内陆,是维持西南稳定和发展的关键省份之一。一方面,四川省面积大,幅员辽阔、土壤肥沃、物产丰饶,历来有"天府之国”之称。如傅氏所言"矧四川居天下上游,成都又为全蜀枢要,即其土味之腴,烟谷之绕,人民之多,丝业之盛。”[5]另一方面,四川地理位置重要,关于这一点,当时任四川总督的骆秉章有论述,他说"以大势言之,蜀境雄甲西陲,地险民富,天下常视以为安危。蜀境安,则北而关陕,南而滇黔,东而楚豫,均可籍其屏蔽,赖其转输。倘稍有损失,则滇、黔、粤西无可盼之饷,荆湖无可抽之厘,陕豫且有防不胜防之虑……四川如获保全,则兵力转弱为强,饷源更裕,滇黔亦可贵其援剿之力,西南兵事自有转机。”[6]所以,四川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控制好了四川,就能够有效地控制整个大西南。同时,此地是西方列强从西南部进入中国内陆地区必经之路,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深入中国内地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在四川地区进行侦查资源、旅游等活动,主要西安专业儿童癫痫病医院目的是收集地质、水文、人文、社会等方面的资料,为西方列强的政府提供侵略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情报资料,以便在中国开办工厂、开发矿山、兴建军事基地,等等。甲午中日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侵略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在这些列强中,侵略最凶狠的是日本,日本的战略目标是深入中国内陆地区,控制整个扬子江沿线(扬子江是当时日本对长江的称谓)。当时日本人林繁声称:"盖四川一省,占扬子江之线最长,故独能雄视诸州,为天府膏腴之地,宜乎刘汉踞此,遂成鼎足之势也”"吾侪若欲于扬子江一带扶植将来之势力范围,确立政治及工商业之根据,以奠定我国基于磐石苞桑之固,上海、汉口固为重要地点,不可不加意筹划,而江流之上游,凡货物之出入,金市之流通,农工之发达,尤不可掉以轻心者,则必以四川之重庆港为目的也。”[7]此后,西方列强都想在中国划定势力范围,中国面临着被世界列强肢解瓜分的危险,面临民族危亡。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激发了傅氏的爱国情怀,他曾写过一首表达心意的抒情诗:

一觉黄粱梦未成,男儿有志事长征。上书空入红莲幕,投笔难随细柳营。阮籍途穷怜壮士,江淹才尽愧儒生。风尘万里逢知己,愿见荆州识姓名。[8]

从上述傅氏的心灵独白可以看出,傅氏报国心切,希望弃笔从戎,保卫祖国的江山。作为"儒生”,"投笔难随细柳营”,所以,傅氏像其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举起"救亡图存”的大旗,创办报刊,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开启明智。傅氏认识到,要开启明智,救亡图存,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是能够了解当时的大势,了解四川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地位,了解四川的版图及其疆域情况,从而吸引和动员更多的人关心四川的省情和当时国内外形势。了解大势是需要借助地图,如他在图说中所言:"不知图学,不可谈形势……知五洲之大势,耳天下之形势,非不可习。”"故舆地之学,虽专门之学,而实与天算兵史相表里也”所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为了宣传的需要,作者就绘制了《四川舆图》。

虽然上文已经从作者绘图的主观愿望和时代背景两个方面分析了《四川舆图》绘制的目的,但为了更加有力的说明上述问题,下面从地图的本身出发,提出一些旁证:

"地图也是一种由人编绘而成的包含多重信息的文本,一些文本存在的问题,诸如作者与读者、符号与语法、误作和误读、显示与掩藏等复杂性,深究起来,在地图中都有”[9],也就是说,地图并不是客观地理要素的再现,而是作者主观情绪的表达。从这个角度来说,地图上表示什么和隐藏什么都是作者有意为之。在绘制地图时,为了表达绘图的目的,凸显主题,绘图者会有意选择与主题内容相关的地理要素。纵观傅氏绘制的《四川舆图》,在整幅地图中,河流绘制的十分详细,基本没有绘制出山脉,这是作者有意为之。在当时,水路在交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远比陆路和空中运输的作用大,日本等西方列强入侵四川和从四川运出物资大多都是依靠水上运输,所以作者在地图中有意突显河流,这可能是在强调河流的航运权。在地图的西部和西南部方向,用十分醒目的黑体字标注了"英人拟定从亚山通四川巴塘之铁路”"已测未修之通四川雅州府一带铁路”,这可能是在揭穿英国等西方列强侵略之阴谋,让国民了解国内大势,告知国民英国人侵略野心。同时,在地图的附列中,标出了四川全省的物产,一般来说,绘制普通地图是没有必要标注这些要素(专题地图除外),但是此图添加了这一部分,这也是作者有意为之。总之,"就人文地图来说,地图的绘制方法是科学的,但表达的内容则具有历史特征、社会特征、文化特征。”[10]所以,就地图来说,我们不能就地图而论地图,应该透过地图,看出地图背后的文化性和绘制地图的目的性。

二、文本内容与地图叙述

《四川舆图》全图长3.15 米,宽1.51 米,总面积近5 平方米,是保存下来图幅面积最大的四川省古旧地图。[11]该图绘制巨细,表达的内容十分丰富,内容涉及河流水系、湖泊、政区界限、城镇分布、交通路线、邮电、关隘、商埠、等等,其内容甚至超过现在某些电子地图,本图可以说是综合性地图。整个图幅是由两幅地图构成,一副是主图,即《四川舆图》,另一幅是附图,即《新测考订四川成都省城内外街道全图》,图幅面积不大,是作为附图放在左下角,本文讨论的主题是主图,附图在此就不再赘述。除了两幅地图以外,图中附列内容也是十分丰富,有图学代字表(相当于现代地图的图例)、新绘四川全省明细地舆图说、由成都至湖北沙市水程表、自成都至西藏程站表、自成都到陕西程站表、自成都入松潘程站表、府厅州县经纬表、成都至万县路程表、四川全省物产表。

纵观全图可以看出,该图最大的特点是河流绘制的十分详尽。单幅地图绘制和标识的如此详细,这在作者绘制此图之前从未有过。图中不但对长江、嘉陵江、金沙江、雅砻江、岷江、乌江等大江大河做了详细的绘制和标识,而且对很多三级支流都做了较为详尽的标注。河流的表示方法上,用双平行线与单线条两种表示,双平行线表示主要河流,单线条表示二级支流或者三级支流,这种表示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区分了干流与支流的关系以及河流水流量大小。湖泊的描绘采用写意,用波浪形的同心圈表示湖泊,轮廓比较随意,基本上只能表示此处存在湖泊,不能表达湖泊的真实大小和真实轮廓。山脉的绘制较为粗略,没有采用写意手法绘制出相应的山脉及具体的地理位置,只在重要关卡和寨堡的地方标注苯巴比妥能够很好的治疗孩子的癫痫病吗了名字。在城市的标注上,此图标注较细致,所反映的信息量大,除了标注府厅州县,还有许多的场镇也有标注,尽管有些乡镇的地理位置并不十分的准确,但也不失其重要参考价值。用较粗的黑线标注了府、州、厅的分界线,并用不同的颜色填充。县级单位的分界线也绘制的较为详细,用虚线标识。在川西、川北地区,由于场镇稀少,表示在地图上较为稀疏,作者有意加上了除开行政地名、行政区划的地理要素,比如土质资源分布情况。同时,对西北部人口稀少的地区,进行了土地等级划分以及土地用途分类,标识出了土地肥沃和贫瘠情况。川西北自然资源丰富,添加了矿产资源分布情况,在矿产资源分布较广的地区,标识出了"一带产大木煤铁”"一带铜煤”"一带未开矿山”等字,这一点难能可贵,在已经发现的晚清四川地图中,其它地图都未标注,这是作者一大创新。在图的西南部和正西部,绘制了两条白黑颜色结合的铁路线,在铁路线旁标注了"英人拟从亚山通四川巴塘之铁路一测”,这种铁路线表示方法和今天的铁路标识相差无几,这是傅氏又一创新。

三、绘图数据来源探析

中国古代绘制地图,缺乏大地实地测量,绘制地图的数据大多来源于全国总志和地方志等地理志书[12],以此作为舆图绘制的重要参考资料。此图的数据来源除开全国总志和地方志,还有当时已经存在的大量地图和游记等当代人的资料。图说中说到:"图虽未尽美尽善,而考证实费经营于胡文忠骆文忠二底本外,资证之图籍其列于下,以便查核(随笔直录未依书之先后),大清一统志、皇朝一统全国、中外一统地图、乾隆府厅州县志、全蜀游记蜀輏后记、蜀游日记、蜀游后记滇蜀形势记、蜀藏界务、沿革记筹蜀录、四川通志、三省边防备览、一百五十三府厅州县志、蜀江图考、蜀水考、江道编江源图说、松潘卫书、四川筹防图、全省营汛、蜀水纠谬、白莲记余。”

在傅氏之前,四川地图有乾隆年间董邦达的《四川各县舆图》,清道光年间《四川分县详细图》,同治年间易崇阶摹绘的《四川省舆地图》,游开智的《四川地舆全图》等,这其中有些地图是十分详尽的,特别是道光年间绘制的《四川分县详细图》,绘制的范围小,表达的内容多,基本对每一个县的山、河流、镇场都有绘制。在图说中傅氏虽然没有罗列,据推测,上述这些地图或多或少为傅氏绘制地图提供了一些资料和参考。按此图图说叙述,此图是以骆文忠平蜀地图及胡文忠公四川图为底本,也就是说,傅图大部分是借鉴骆图和胡图。在图中很多位置作者标注了"此一带依胡图之旧”,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在绘制过程中主要依据的是胡文忠公四川图。

骆秉章(1793–1866),原名俊,字籲门,谥号"文忠”,广东省花县人。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后当选为庶吉士,在京城任官多年,勤政爱民、清廉奉公,受到清政府的重视。其后,先后经历了贵州布政使、云南布政使、湖南巡抚、四川总督等职位。在任四川总督期间,正值太平天国动乱时期,骆秉章负责领导镇压了太平军,在大渡河俘虏石达开。他是晚清中兴的著名重臣,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并称"晚清八大名臣”。其主要著作有《骆文忠公奏稿》、《骆秉章自撰年谱》。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为了作战的需要,他领导绘制了《平蜀图》。

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芝,谥号"文忠”,湖南益阳县人,道光十六年进士,是清王朝的"中兴名臣”。曾任湖北巡抚,负责剿灭太平军,在任职期间对军事和地图有所研究。民国时刘禹生撰写了《世载堂杂忆》一文,依据所见胡林翼幕府严树森与胡氏往还书札,记述该书撰述缘起云:"胡又属澍关于史籍所载长江各省用兵、古人成败之略,分条提出,为证明地图之用;以地图为棋盘,以兵略微棋子。寖久成书,遍及全史,此《读史兵略》所由滥觞。”[13]由此可以看出,其绘图是"为证明地图之用”、"以地图为棋盘”,也就是说胡氏想通过地图来分析用兵之方略,是为了当时的作战的需要。当时,用的是李兆洛图,而李兆洛图"仅志郡邑,无它地名”,所以组织人员重新绘制地图,图成未刊而胡氏驾鹤西去,后严树森继任,继续完成绘图,于同治二年(1863)完成此图。卷口提名《大清一统舆图》,又名《皇朝中外一统舆图》。绘制了全国18 各分省地图,图中除了标识除了府、州、厅、县的地理位置之外,凡是重要的山川、城邑等均详尽表示。

骆文忠的平蜀地图,是一种军用地图,其地图原本已经失传。可以推测,此图所表述的重点可能是军事要塞、山峰等与军事有直接关联的地理要素。胡文忠公四川图,是全国性地图中的一幅分省地图,此图重点是标识府、州、厅、县的相对地理位置,除此之外,还对较大的河流、重要的山峰以及特殊的城邑做了标识。当然,傅氏除开以骆图和胡图作为底图之外,还参考他人的地图和地理著作。同时傅氏自己还做了亲身考察,在图说中说到"昔年从军时亲自测绘之要险,图不下数百种”"川省毗连云南、贵州、两湖、陕甘、青海、卫、藏,犬牙八错,半皆实测实量”等可以证明在绘制此图之前作者有亲自考察测量。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傅氏数据来源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前人的资料及研究成果,包括地图和文献资料;另一方面是亲身考察得出的数据。

四、绘制特点与地图局限

(一)绘制特点

1.绘制的地理要素多,表达的内容丰富多样该图图幅所展示的地理要素丰颠痫病可以治疗吗富,一方面可以通过图幅上的地理元素进行说明,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图例中地图符号表现出来。该图所采用的图例多达162 种,不管是在古代还是近现代的地图中,如此之多图例符号是十分罕见的。地图符号以象形符号为主,图例表示的内容精细,大到山、河流湖泊、矿产资源等自然地理要素和城市、道路等人文地理要素,小到场、坝、村、池塘、寺庙等都有标示,甚至对鸡、龙等动物也有标示。这些符号内容表示在图幅上,所展示的地理要素十分的多样,表达的内容丰富。虽然此图的整个图幅面积近5 平方米,但是要展示如此之多的内容是一个挑战,作者很好的运用了地图符号,"地图符号的图形是地图内容得以体现的一种主要手段,它的设计是地理特征可视化的基础”[14]。地图符号大量的运用,提高了此图的信息承载量,加强了清晰易辨性和视觉层次性。

2.传统型和现代性的结合

清末是中国传统地图向近代地图的转变时期,这种转变在《四川舆图》表现较为突出,一方面一些近代化的地理元素出现在地图上;另一方面,绘制方法和风格向近代化转变。

从绘制内容上来看,其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内容,如邮局、电线、电报、洋关、铁路等现代化地理元素。在廖克、喻沧《近代中国地图学史》一书中提到"用近代方法编制的专题地图如铁路、邮政、地矿等地图的出现”[15]是地图学向近代化转变的标志之一。这些地理元素的出现,使得该图带有明显的现代化特征。同时,该图传统型特征也是十分明显,姜道章总结了中国传统地图学的几大特征:"以大地是平坦的概念为基础;以计里画方为基础;详与画水、略与画山;行政区划 变迁地图的绘制是历史地图的主流;地图上有许多文字注释;用高度形象图图画式符号表示山和建筑物”[16]这些特征在《四川舆图》中都有反映,所以说此图带有中国传统地图特征。

从绘制方法来看,该图也是传统性和现代性的结合,转型期的痕迹表现的较为突出。一般认为,中国由传统地图制作方法向近代科学制图法转变的突出表现为采用双重网格并存的绘制方法,即方格(计里画方)与经纬网同时标绘。该图采用了计里画方,并没有标绘经纬网,在附列中,作者罗列出了部分地区的经纬度。也许是作者完全理解经纬度相关的的概念及成图原理,知道计里画方和经纬网两者完全基于对大地平面的不同认识,所以采用这种处理方式,这有效的避免了两者之间的矛盾。在绘制风格方面,此图强调色彩运用,用不同颜色普染以区别不同的府厅州县,所呈现的视觉变量变现力极强。

总之,该图是我国地图新旧交替的一个典型实例。一方面,该图已经完全摆脱了中国传统山水写意的绘画技巧,在此图绘制过程中可以看到大量现代绘制地图的方法,逐渐具备了近代意义的地图所具有的某些特征,有向现代地图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许多传统舆图的特征在该图中有明显的表征。

(二)地图局限

从傅氏的成长经历、学术背景以及著作成果中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专业的地图绘制者,缺乏专业的绘图训练,对地图的研究以及绘图理论研究不深入,绘制地图只是作为一种业余爱好。加上他所依据的原始材料和地图的底本本身存在错误和准确度欠佳,所以导致此副舆图漏洞百出。

1.地图缺乏严谨性和完整性。

不管是现代的地图,还是晚清以来兴起的科学地图,在地图绘制中都要求地图有一定的完整性。评价地图的重要标准之一是地图所表达的内容和指标是否完备。[17]地图的完整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说一副完整的地图,必须具备三个基本的要素:比例尺、地图投影和地图符号[18],该图中这三种要素都有,从这个角度来说,此图是一副完整的地图;另一方面是说绘制内容是否全面地反映了制图对象的质量特征和数量特征,从这个角度来说,此图的完整性欠佳。纵观全图,可以发现有很多地方标注了"一带未曾考出”,未曾考出的地区,没有绘制任何的地图符号来表示此区域相关的地理要素,在地图中的某些区域形成了空白,这导致整副地图中缺乏完整性。

不管是学术作品,还是绘制地图作品,适当的参考、借鉴、吸收他人的成果是必要的,也是必不可少。此图在绘制过程中吸收了他人的优秀成果并对其中错误的部分进行了更正,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纵观全图不难发现,此图借鉴别人的过多,特别是对胡图依赖过多,在图中大量出现"此一带依胡图之旧”,所以,有照抄的嫌疑,这导致此图的严谨性欠佳,大大降低了此图的科学性。

2.绘制精度欠佳(以河流分布图考察为中心)该图运用了"计里画方”的方格网,也有指南针,但是实际上此图中各种地理要素之间的方位并不全完准确。在对此图的阅读过程中,笔者仔细考察了在四川境内的大江大河绘制情况,发现河流绘制的错误十分的多,有一些基本的地理常识在河流绘制的运用中存在错误。初步考察,有以下一些明显的错误:

第一,长江上游金沙江段存在多处错误,绘制的河流混乱,杂乱无序。从相对地理位置看,金沙江上游的流向应该是偏西北—东南走向,而此图绘制的是偏东北—西南走向。同时,金沙江上游较大的支流硕曲河、定曲河等河流没有在图中标识出,反而有些小的细支末流在图中标识出来。

第二,乌江在酉阳州境内支流位置绘制错误,乌江不是在酉阳州的龚滩古镇处从贵州流入重庆酉阳境内,而是在丁市镇的南部流入鄂州癫痫病医院哪里比较好重庆境内,同时,乌江入酉阳州处、洪渡河以及阿蓬江(图中标注为黔江)三条河流不是在龚滩镇汇合。

第三,唐岩河流向绘画错,唐岩河东段不是汇入湖南的清江,然后由清江汇入长江,唐岩河两端不是沟通了乌江和清江。

第四,涪江射洪段错误,射江(又名梓潼江,在射洪境内又叫射江)在射洪县的的西北方向汇入涪江,而不是在射洪的东南处汇入涪江,相应的,在射江上游的盐亭和射洪相对地理位置位置错误,盐亭在射洪的正北方向,而不是东北方向。

第五,雅砻江下游路线绘制错误,此段应该绘制成"几”字形,而此图并没有这样绘制,直接左拐北上。雅砻江最大的支流之一的理塘河在此图没有显示,反而一些小的细枝末节绘制出来。

当然,如果以更加严格和更加精准的标准来衡量此图,图中的错误还有很多。如图中许多城市、场镇等相对地理位置出入很大,方位对应混乱。武隆应该在涪陵的东南方向,而图中标注的是正南方向。松桃应在秀山县城方向的正东南方向,而不是正南方。蓝勇先生在《重庆古旧地图研究》书中提到:"如此详细的地图,全省清末众多的飞地却没有在图中显示出来。以重庆地区的石柱县为例,清末飞地林立,但是图中毫无体现。本图图例中有大路、小路的标绘,但是图中却连重庆市境内的东大路都没有标注为大路,只是在重庆境内以小路标注到走马为止,走马向西的东大路毫无路线标注,可见绘制之简陋。”[19]

结 语

研究中国古代地图,有两种研究理路:一种用科学性的方法,注重地图的绘制方法数据来源等,进而讨论地图的准确性;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地图有一定的政治思想性和文化性,应该和现代的科学地图区分开来。如果从现代地图学衡量标准来考量《四川舆图》,此图的科学性很差。如果从政治思想和实用价值角度而非科学性来考量此图,此图是一幅成功的地图。由于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和技术条件的种种限制,加之影响历史地图精准度的因素众多,所以导致本图存在一些错误和不足,这是在所难免的。虽然存在瑕疵,但是这些都不足以掩盖该图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该图有一定的政治思想性,同时又具有一定的时代性。通过此幅地图,我们不应该仅仅看到地图的本身,而且要看到与地图密切相关的那个时代,进而思考那个时代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特殊性。如果从这种思维角度出发,可以说此图是当时特殊时代的产物,有一定的时代烙印。

总体来说,这幅地图所反映的内容值得肯定和借鉴,所绘内容的准确性远远大于失误与不足。此图所载内容丰富,对我们研究清末四川行政区划、交通路线、渡口、军事驿站、物产分布重要城镇等都有史料价值。

注 释:

[1] [美]余定国著:《中国地图学史》, 姜道章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2] 其出生年月存在一定的争议,有1873年说,有1875年说,据目前的资料考究,1873年更为可信。其卒年也存疑难定,有1917年说,有1918年说,以1918年说居多。

[3] 成都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成都市志·图书出版志》,1998年。

[4] 傅崇矩:《成都通览》,沈秉垄撰《叙一》,巴蜀书社,1987年。

[5] 傅崇矩:《成都通览》,巴蜀书社,1987年。

[6] (清)骆秉章:《骆秉章奏稿》,卷一;(清)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岳麓书社,,2014年。

[7] [日]林繁:《扬子江流域现势论》,(清)汪国屏译,上海广智书局, 清光绪28年(1902)。

[8] 川省政协文史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省文史馆编著:《四川近代文化人物·续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9] [美]马克·蒙莫尼尔著,黄义军译、唐晓峰审校:《会说谎的地图》序言,唐晓峰:《地图·文化·社会》,商务印书馆,2012年。

[10] 唐晓峰:《阅读与感知 人文地理笔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年。

[11] 蓝勇:《重庆古旧地图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12] 成一农:《"非科学”的中古传统舆图:中国传统舆图绘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13] 刘禺生撰,钱实甫点校:《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

[14] 焦健、曾琪明:《地图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5] 廖克、喻沧:《近代中国地图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

[16] 姜道章:《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7卷 ,1998年第3期。

[17] 焦健、曾琪明:《地图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8] [美]蒙茅尼尔著:《地图变形及意义》,胡毓钜、胡孝沁译,中国地图出版社,1989年。

[19] 蓝勇:《重庆古旧地图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责任编辑:罗 凌

文字校对:夏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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